苏轼(1037年1月8日—1101年8月24日)：北宋文学家、书法家、美食家、画家，历史治水名人。书法作品有《寒食帖》、《游虎跑泉诗帖》、《人来得书帖》等。

“乌台诗案”之后的苏东坡开始从书页中凸起，变成了一个立体形象，

仿佛从书页中走了下来。他不再只是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，而是一个我们身边的生活者。

公元1080年，元丰三年，正月。从北宋御史台黑森森的大门内走出一个疲惫的中年人。他步履沉重，面容憔悴，双鬓苍白。走出大门，他抬头看了看很久没有看过的天空。然后紧闭双目，长叹一声。感叹命运无常，以及劫后余生的庆幸。

北宋御史台，不是一般的监狱，是最高监察机关的下属机构，主要关押刑事官吏。监狱中有柏树，上千只乌鸦在此栖居，因此被称作“乌台”。只要进了这里的官员，一般都凶多吉少。所以，这个中年人在这里每时每刻都做好赴死的准备。他在被关押一百多天，仿佛过了一百多年。

这个中年人就是42岁的苏东坡。他是“乌台诗案”的核心人物。他走出御史台的大门，也为这个荒唐的案件画上一个句号。对于苏东坡而言，“乌台诗案”是他前半生的终点，也是他后半生的起点。

一年前，苏东坡调任湖州，写了一篇《湖州谢上表》谢主隆恩。其中有一句话是：“知其愚不适时，难以追陪新进;察其老不生事，或能收养小民。”字面意识是，我知道自己愚笨，不能和新进的人一起共事。我现在老了，不想生事端，只想为老百姓做点事情。

倒霉就倒霉在“新进”二字。“新进”如何理解?可以理解成积极分子，也可以理解为朝中新贵。往歪里想，就是苏东坡不想和这些人同流合污，只想去山清水秀的湖州躺平。

这道谢表的语气是有些牢骚怨气，有给皇上撂挑子的意思。后来被当时的革新派抓住把柄，理由是苏东坡反对新法。新法就是由宋神宗牵头，王安石主持的变法改革。这不是给皇上以及皇上带领的变法团队甩脸色吗?之后，苏东坡被下狱。一帮小人对他写过的诗文，逐字逐句地解读。除了反对新法外，还罗织了其他罪名。宋朝唯一一次“文字狱”落在了他头上。

案件的结果是，苏东坡是被诬陷的。虽说反对新法是真，但罪不至死。这里不赘述案件的经过，只谈案件对苏东坡本人一生命运的影响。

假如没有经历“乌台诗案”的磨难，苏东坡在历史上也许是另一种形象。他可能是与辛弃疾、陆游、李清照并驾齐驱的词人，稍逊于李白杜甫的成就，不会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文学家，因为不会有《赤壁赋》和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;后世的我们提起他只会称呼他为苏轼或苏子瞻，不会有“东坡居士”的称号，因为他不会在黄州开垦种田;他作为书法家的品级也会降一格，因为他不会在那个雨天写下被称为“天下第三行”的《寒食帖》。

苏东坡的最高文化成就，都发生在《乌台诗案》之后。那是他一生的高光时刻。

他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英雄。和这个世界上的所有英雄一样，在成为英雄之前都经历了巨大的磨难。

哲学家休谟说：顺境使精力闲散无用，使我们感觉不到自己的力量，但磨难能唤醒这种力量而加以运用。我们中国人说：自古英雄出炼狱，从来富贵入凡尘。苏东坡少年成名，天赋异禀，他是天生的才子。但从才子到英雄，需要逆境来激发潜能，需要身处炼狱才能脱离凡尘。

出狱之后，他没有留下关于在监狱里一百多天的任何文字。就算没有记录，我们也可想而知，御史台的酷吏们一定对他进行了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折磨。可以肯定的是，他在那段日子里一定想明白了人间的很多问题。对提升人生境界而言，向死而生的人生经历，要比读多少书籍，写多少诗词有用的多。

我的一个朋友，曾经嗜酒如命，每天喝得昏天黑地。父母劝，说父母是老古董，现代社会社交哪有不喝酒的?老婆劝，说老婆头发长见识短，成大事必须喝酒。我劝他，他对我说，人生把酒戒了还有什么意义呢?直到三十岁那年走路都气喘吁吁，到医院一检查，医生告诉他说，马上做心脏搭桥手术。还指着鼻子很严厉的对他说，你再喝酒你就要死。

心脏手术后，他滴酒不沾，整个人都脱胎换骨。他说永远忘不了自己躺在手术台上的那一瞬间。也永远记得他手术后，家人围着他的眼神。

我的这个朋友当然不能和苏东坡相提并论，但经历苦难之后蜕变的逻辑是一样的。无法躲避的苦难，就是命运的一次召唤，它与命运沉浮有本质上的区别。命运的沉浮是一种无力的随波逐流。而命运的召唤则是一种巨大的使命感，它空灵而悠远，如明月之诗。它浩荡而汹涌，如大江东去。